2016新年伊始的一则新闻，一个新生婴儿因为比预产期晚生一天，为家里省去了早已准备好的8万元社会抚养费，奶奶高兴地决定将孩子的乳名唤为“八万”。这则新闻，看似喜感，实则标志着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又一划时代的来临。之前作为改革试水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近两年，意外地遭遇国人不愿生的尴尬，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0月30日，全国申请“单独二孩”共计184.742万例，远低于官方对每年因“单独二孩”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的预期。或许是“单独二孩”的遇冷，打消了官方关于全面放开“二孩”可能带来人口超速增长的疑虑，于是“全面二孩”时代就这样没等千呼万唤，甚至令人有些猝不及防地到来了。

市场的嗅觉永远是最灵敏，反应也是最迅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一出，无论是购物网站还是实体店，“二孩时代”都成为最抢眼的广告噱头，而且商家早已谙熟中国父母的心理，不管是一孩还是二孩，一定要把最好的给孩子，一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乎，澳洲的奶粉、日本的尿片、德国的奶嘴、美国的辅食……形形色色的海外代购粉墨登场，各类咨询与预测机构也是顺水推舟，种种乐观的市场需求预期见诸于网络和报端，有预测指出，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200亿元~1600亿元，并对受益的市场做出排名，短期内，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SUV和MPV）、教育行业是最大的受益者，中长期房地产业则期待二孩的首次买房置业需求，以期分得一杯羹。总之，“全面二孩”似乎是为当前低迷的消费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等待着一波“买买买”的欢宴。

然而，在笔者这个仍被戏谑为还可拼抢一趟末班车的70后经济学教师看来，“二孩时代”不应不能也不会只是市场的欢宴，即便市场需求侧的诸多利好我们照单全收，我们的供给侧准备好了吗？市场的需求能否拉动我国产业，特别是消费品产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火了一个又一个的海外代购平台商？“全面二孩”后的新增婴孩三年后要入托、六年后要入学，本就紧张的公共教育资源如何保障？进一步的，无论70后再怎么努力拼生，计划生育政策下成长起来的80后才是“全面二孩”时代的潜在“生力军”，而他们面对日益高涨的平均儿童抚养成本，或是直呼生得起养不起，或是“啃老”育儿，使社会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扭曲。面对“全面二孩”，除去市场和某些热盼人群的欢呼雀跃外，我们全社会是否更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

首先，对实施“全面二孩”就能有效地避开我国可能面临的“低生育陷阱”请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合理的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且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总数。但是如果将有关人口红利丧失，银发社会危机的种种隐忧都寄希望于“全面二孩”来解决，恐怕要陷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尴尬境地了。就像中国大踏步地迈进未富先老的社会一样，在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如欧洲各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普遍存在的即使政府补贴鼓励生育也扭转不了人口数量降低的现象，在我国短期内或许还不会出现，但“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至少说明对“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预期还需多一些冷静。要知道“全面二孩”的“生力军”与“单独二孩”的“生力军”有相当数量的重复，“单独二孩”时不愿生、不敢生的80后，“全面二孩”后依然是不愿生、不敢生。如人口经济学研究者李建民所言，中国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少则一年上万，多则一年数万的儿童抚养成本是阻碍更多“二孩”诞生的经济因素，更不消说中国式育儿带给父母的心理压力与负担，因此，“全面二孩”将年增1200—1600亿元相关行业需求的预期说不定是一幅看起来很美的图画而已。

其次，“全面二孩”带来的新增蛋糕，中国的行业和企业能分得多少？婴童相关产业的日不落产业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每年就算没有1000多亿也是大几百亿的“二孩”新增市场需求，有多少能够落入中国企业的口袋却不得而知。要么不生，要么就更好地生，更好地养，似乎成为选择生养“二孩”的父母的共识。于是乎，赴美产子、赴港产子的新闻已经从明星群体蔓延至中国的富裕家庭，据《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最新的数据更新至2014年大约是4万人，先于赴美产子而出现的赴港产子热潮，虽然近两年因种种原因有所消退，但曾经创造的10年间50倍的增速，即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即使回温后的数字恐怕也是不容小觑。另据《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中的超过六成是生“二胎”。由此推断，时至今日仍保持数万人赴港产子的规模是极有可能的。当然，区区数万甚至是十几万的境外产子规模相比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包括二孩）数量是微不足道，似乎可以忽略。除去境外产子，当前更让我们中国企业眼红的是“中国生，准外国养”的育儿新潮流，所谓“准外国养”就是孩子从出生开始的吃喝拉撒睡一应用品全部是“海淘”，笔者身边就不乏这样的父母，出于对国内婴童相关产业的可有甚至是可无的担忧，这些父母看似理性的选择却把“全面二孩”的新增消费蛋糕更大比例地分给了国外企业。这并非无缘由的揣测，因为“全面二孩”的最大潜在受益人群，其实是包括城市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在内的之前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也是对育儿质量尤为关注的群体。中国从三聚氰胺、苏丹红到橡胶酸奶，频繁曝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让很多有支付能力的父母选择了用海淘、代购的婴童用品养育子女，特别是有经济能力、有心力生育“二孩”的父母更是抱着这种给孩子最好呵护的心态。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全面二孩”的市场消费红利到底有多少能够揣入中国企业的腰包？因为与“一孩”家庭的需求与支付能力多层次、多元化相比，“二孩”家庭的需求更趋中高端，这恰恰是中国企业的软肋。或许只能寄希望于供给侧的改革，让中国的婴童用品相关产业来一次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才可能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分得更多的“二孩”消费红利。

再次，“全面二孩”时代政府的公共服务准备好了吗？一个婴儿从呱呱坠地到大学毕业的22年，不仅每个家庭要支付平均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更多的抚养成本，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账。“全面二孩”的伊始年正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五年后的“十三五”收官之年，就要陆续每年迎来成百万的“二宝”要入托、随后就是入小学、升中学，这对本就处在紧约束水平的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每年的新生入托、入学季，各种全家总动员，彻夜排队只为争得一个学位的报道都如约见诸于各种媒体，公立学前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各个城市与地区内部的小学与初中义务教育质量的均等化水平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种种客观现实使得学区房仍然是很多家长拼命想要给孩子创造的教育的起跑线，形形色色的各类辅导班、补课班、培训班，仍然充斥着多数孩子的课余生活，消耗的不仅是家庭的金钱、父母的精力，还加剧社会总体的焦灼感，也是不少父母对生育“二宝”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为此，有学者，如蔡昉就提出，相比坊间已有讨论的现金补贴鼓励生育，通过改善公共服务，降低生育、养育孩子的家庭负担成本效果会更好。遗憾的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改善不是今天需要，明天就能够满足，它需要从投入资金到土地空间再到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周期。在一些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十二五”规划不能完美收官的往往就有教育和医疗规划未达标，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共事业用地好多时候要让位于商业用地，地方政府手握资金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建幼儿园，建学校，建养老院的事例并不罕见。令人忧虑的是，在笔者亲身参与的几个城市的“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对未来五年的公共服务的阐释大多还体现在一串的数字与比例上，真正能够落位于空间，让百姓实实在在地能够了解，未来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新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养老院都在哪里的还是少数，如此下去，五年之后，公共服务设施有钱没处建的尴尬是不是同样会上演。“全面二孩”不仅仅是一个允许一对夫妻生几个孩子的政策，而应该是一个大的政策包，其中如何通过完善社会公共服务降低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私人成本是政府必须立即思考，而且要马上付诸实施的头等大事。要做好这件事，准确的信息采集与精细化的服务管理是前提，以大城市为例，至少在每个区的层面要对“全面二孩”后的新生儿出生率、“二孩”家庭结构、基本公共服务的年增需求量等做好监测与预警，同时，要加强土地空间保障的硬约束。唯有如此，才能实实在在地增加“二孩”父母的获得感，而不是将来面对入托难、入学难时的一筹莫展。

最后，“全面二孩”我们的社会意识文化转变的步伐跟得上吗？“独生子女”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要推算这一政策下，到底少生了多少人其实是件勉为其难的事，粗略的估算有2亿多，3亿，甚至还多的数字，不管怎样，这一政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确缓解了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但不可否认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独生子女的精神孤独、自我为中心，快速推进的老龄化，以及日益引起关注的数百万“失独”家庭的社会之殇。稍微夸张一点说，独生子女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爱幼甚过尊长，亲子关系优于夫妻关系成为不少家庭的常态，被奉为一根独苗百般呵护长大的独生子女，性格中多多少少会缺乏一些互帮互助互信互爱的善因，因此，一些有关家里“大宝”如何以死相挟阻止“二宝”降生的报道也就不足为奇了。客观的讲，造成一些独生子女唯我独尊的个性的根本原因还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当望子成龙的社会文化遭遇一个孩子输不起的残酷现实时，很多家长都难以冷静地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家庭伦理关系和亲子关系，因此，“全面二孩”时代，不管是一孩家庭还是二孩家庭，让夫妻关系回归家庭的主轴，而不是一切围着孩子转，这将是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面对的一场观念转变。此外，要适应“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减法已经开始，如取消了晚婚晚育假和独生子女补贴，但是产假如何调整，一孩的产假和二孩的产假是否有区别，爸爸是否可以休产假等一系列配套政策都亟待跟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前就业市场的性别歧视并未根除，很多女性不惜以“隐婚”、“隐育”或是承诺晚育等换取职位或升迁机会的情况下，“全面二孩”可能会使女性在就业时面临的无形歧视进一步增强，如何以法律手段和制度形式切实保证“二孩”不会加剧就业性别歧视，也是推进生育文明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

    中国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把人口当作国家资源进行战略管理有其客观的不得已，从“二孩不让生”到“允许生二孩”看似只是一个允与不允的问题，但是可能就像当初一些人不让生也要冒险超生一样，今日让生也不生会是另外一些人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让生育选择权回归家庭的一个过程，不能说不是一种进步。只是当家庭的个体理性与社会集体理性可能发生明显偏差时，产业的供给侧革命、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完善、法律制度政策的调整乃至社会文化的革新都可能是缩小偏差的一种利器，无论如何，“全面二孩”带给我们的绝不应该只是一场可能的“中国生孩、外国赚钱”的市场欢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