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其中，由中山医院副主任护师王春灵带领的护理团队就有100人。
王春灵清楚记得，到达武汉时，空荡荡的机场在冷雨中更显凄凉，护理队伍很快集合完毕，齐整上了大巴，但一路上几乎没有人说话。而当3月31日交接病房里的患者时，“武汉已经不一样了，路上车来人往”。王春灵在查房时同患者道别，一些患者落泪了：“你们要回去了，是真的吗？”。“有太多不舍，但更希望他们快点康复，回到家中，回到社会。”王春灵说。
王春灵所在的中山医院第四批支援武汉医疗队接管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两个重症病区。2层楼、2个重症病区、100名护士，在全新的环境里面对陌生的病毒，如何在做好充分防护的同时高效开展工作？如何给予患者专业护理和人文关怀？如何帮助团队成员克服困难，营造暖心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是王春灵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回顾在武汉的50多天，王春灵感慨：“前线不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充满爱的精神家园。”
2020年已经是王春灵在护理岗位上的第32年。在这一年，她为战疫赴前线，更火线入党，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3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救治医疗队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王春灵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回首过往，她说“一路走来很值得”；面向未来，她希望“珍惜每一天平凡的美好，充满希望地迎接明天”。
01“在国家召唤、人民需要的时候，要到前线去”
2月6日晚接到医院的集结令，王春灵当即主动申请加入支援武汉医疗队。在她看来，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在国家召唤、人民需要的时候，就要到前线去。回忆问起出征的场景，王春灵声音哽咽：“我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悲壮’。”
Q 我们了解到您是主动申请上一线，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王春灵：作为医务人员，我也一直关注着疫情的发展。看到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看到我们的钟鸣教授是上海第一位“逆行者”。过年的时候我就和护理部主任说，发热门诊如果有需求我就去上班；也问护理党支部书记，需不需要志愿者。
2月6日晚上9点多，我接到主任的电话通知开会。9点半左右，副院长下达了紧急的指令：“派出130名医疗队员，其中护士100名，需要一名护理部副主任带队。”这是非常明确的指令。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是一个有着32年工作经历的护理人，同时觉得孩子比较大了负担相对较小，就主动申请加入医疗队。我觉得只要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在国家召唤、人民需要的时候，就要到前线去。说心里完全没有害怕是假的，但是责任在肩，若有战，召必至。
Q 您可以回忆一下集结的过程和当天的情景吗？
王春灵：集结的过程很顺利，当然这是有前提的。过年前护理部就进行了全员评估，组建了350人的疫情应急应对小组。2月6日晚上的集结也因此变得顺利。当即召集我们的科护士长开会，分别给这350人去打电话去沟通确认，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100个人的集结。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就醒了，起来整理箱子到9点多就出门去医院。到了医院，大家都好忙，人事处在帮我们整理物资，主任也跟我们10个护理核心成员做一些交接。到中午时，在中山医院东院区的福庆厅举行誓师大会。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真的忘不了当时的“悲壮”，特别是在誓师的时候，感受到肩负期望，走向战场。在“一切为了病人”的信念之下，更清晰地认识一个护理人的职责，更明确要去践行一名医务工作者的初心。当时主任不断地跟我说：“你们要团结，要做好防护，安全回来。”我一下子流泪了。
02“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也需要人文的关怀”
作为100人护理团队的总负责人，王春灵承担了更多的压力和工作。55天的工作中，从人员调度到制度管理再到具体护理工作，王春灵不断探索，与同事同心协力，解决了许多困难。面对患者，王春灵和同事不仅给予了高质量的专业护理，同时关注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搭建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正如王春灵所说，“好的护理，“不仅需要专业的技能，也需要人文的关怀”。
Q 作为100个人团队的负责人是不是要承担更多的工作？可以和我们分享您在武汉工作的日常吗？
王春灵：我觉得是承担更多的心理压力，我可能得比别人多想一点、想远一点。对我来说首先是怎么样安全有序地把这100名护士带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同时积极地带领大家探索整建制病房中的三级护理管理模式。
每天早上7点不到我会跟班车一起出行，晚上6点左右回到驻地，有时候也会稍稍晚一些。在病房里，从清洁区到半污染区到污染区，我每天会跟着不同的班次，轮流安排自己的工作；回到驻地，我会对一天的情况做整理；最后我们10名核心组成员会开个碰头会，交流自身工作情况，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也会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护理部做一个深度的对接。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叫“东院护理战队”，在东院支援的医疗队们经常讨论碰到的共性问题，并分享一些典型案例。总之，几个国家队在一起接触，对我来说是学习，更是带领团队在战地的收获。
Q 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王春灵：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感染防控的落地执行。由于病房是三天时间改建的，我们刚到的时候，“三区两通道”之间的门四周都是漏风的。我们和东院的后勤部门不断沟通，最后是用硅胶做了密封。从感染防控的角度，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些细节，包括安装缓冲门的门把手、修订感染防控手册等。
Q 之前的报道中有提到“关口前移是必须做到的‘中山标准’”，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
王春灵：我们将中山医院的护理标准复刻到前线，关口前移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标准化的交接——上一班的护理人员，按照标准化的模式去采集上一班的患者病情全方位的信息，并且将重点部分交接给下一班，以保障护理质量。
隔离区的完善也是关口前移的内容。我们刚到的时候污染区内外的交接就通过一扇门，这扇门实际上就是中间有个洞、装了两块玻璃的板子，我们就只能通过贴一张纸，把它拍下来，之后输入电脑，有时写的字看不清楚，还要隔着玻璃喊话，所以我们也将这些信息系统内容做了一些调整。还有抢救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因为病房只做了一个“三区两通道”的物理分隔，和正常的重症病房不同，所以通常我们要做一些应急抢救的应急预案和演练。
再比如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系列的康复指导，例如血气分析的指导，通过血气分析，为病人提出氧疗的进阶式管理方案。
所有这些都源于我们“抓住抢救治疗，稳住综合治疗，守住康复治疗”的中山诊疗原则。通过这些努力，每一个护士都能成为了解患者病情变化的前哨观察员和守护兵，从而实现医护协同，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Q 和患者相处的这段时间，您是否感受到患者发生的变化，不仅是身体上的康复，还有精神状态的转变？
王春灵：刚到医院的时候，很多病人是淡漠的，甚至绝望的。他们就看着我们来来回回走路忙碌的样子。眼里没有光，没有表情，也不愿意说话，每天就只是送进来一盒饭就吃掉一盒饭，再送进来一盒就再吃掉，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
对于这些处于隔离状态的、精神上绝望的病人，我们护士除了给予护理，也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驻地有发放的东西，无论吃穿用，甚至包括内衣、内裤、营养液，我们都会带去给病人。刚开始发水果的时候，我们就带给病人，病人会高兴地说“过节了”；当有病人说好几天没洗澡，我们就把上海药皂带去，病人就非常兴奋地就去洗了个澡，还说“从来没有洗到那么干净过”。随着物资越来越丰富，我们在病房里也开了“共产主义小超市”，放在走廊的两个尽头，病人可以自由地取用物品，这让他们有回归社会的感觉，让他们感到温暖。看着病人开心起来，我们也很高兴。
病人也很关心我们。比如防护眼镜会起雾，带着全套装备在污染区待久了也会有缺氧的反应，会看不清东西。病人都是看在眼里的。有护士给病人抽血看不清，病人就会说：“没关系，姑娘你打吧，多打几次也没关系。”一次，一位病人要出院的时候，他突然走到护士面前说：“谢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说完就要跪下来。我们当时真的很想哭，但又不能哭，因为哭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Q 在之前的采访中，您多次提到“人文关怀”。在这次经历后，您是否对于人文关怀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呢？
王春灵：我觉得护士除了能够有专业护理的技能之外，更需要有医学人文精神，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护理就是需要关心患者的身心健康，身体和心理都很重要。关注患者的身心是根植于护士的内心、需要履行的职责。我一直记得我们的老院长杨秉辉说的，医生看诊是看病人，而不是看病人的疾病，我想应该就是这样的意思。
03“前线不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充满爱的心灵花园”
在她看来，无论是来自后方的关心和支持，还是前线伙伴们之间的团结协作，都让大家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中时刻充满力量，使得原本艰辛的前线战“疫”时光变得充满温暖。
Q 在前线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后方单位和同事朋友的支持呢？
王春灵：那太多了。在前线的时候，强大的后方保障给我们全方位的支持。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来自医院的家信和各界的慰问信，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力量。护士们在前线是战士，也是父母的孩子或者是孩子的父母，而后方的各种支持让我们在前线可以心无旁骛。
记得刚刚到达的第一天特别冷，酒店一个半月没有住人了，又不能开空调，当时房间只有8℃。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收到了电热毯和油汀，据说是复旦校友企业复星集团紧急调度的。医院还替我们关心家里的老人、孩子，让我们通过问卷星填一些信息，比如“父母是不是要到医院就诊”，“孩子要不要上网课”，如果有需求，医院就提供帮助。我们在前线还收到生日的祝福，情人节的巧克力，还有我们的“共产主义小超市”，让工作之余多了一份安心和快乐。朋友和后方的同事也会发很多信息来问候，但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一一回复。我一般会非常简短地给领导、同事、家人报个平安，吃晚饭的时候也会视频。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感受到了来自家人、朋友、领导、同事之间的真切情谊。
Q 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有没有给您和团队成员们带来过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呢？
王春灵：其实没有过很大的波动，只是刚开始大家都知道会很不容易，会担心怎样做好防护。但其实还来不及害怕、顾不上那么多，大家就进入了紧张的工作，齐心协力制定方案，明确流程。
Q 为了帮助大家做好心理疏导，您带领大家开展了“巴林特小组”活动，具体是怎样的呢？
王春灵：刚到的时候因为知道有“人传人”的危险，工作环境也不熟悉，又不知道要工作多久，所以大家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巴林特小组”活动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疏导的渠道，缓解心理压力，同时也让我们这些团队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护士的心理状况。
巴林特小组活动一共开展了三期，第一期是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感受，我也联系了医院后方的巴林特团队通过远程连线进行分享；第二期是户外巴林特，让大家一起开心地做一些户外游戏放松心情；第三期是邀请医生做重症专业的一些培训助力护士高效完成工作。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期，有人提出自己面临的压力和问题，经常引发同事共鸣，之后大家会一起帮忙想办法，分享如果自己碰到同样的问题会怎么办。例如有一位护士，她的孩子只有两三岁，妈妈离开家后孩子一整天都不肯吃饭，她就非常难受和心疼，说着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讲出来后，身边的同事就用自己的经历安慰她，并一起出主意，怎么应对孩子不吃饭的问题。在大家的帮助下，这位年轻护士也破涕为笑，第二天我们也继续地鼓励她，孩子的状态也好了很多。她在我们的群里留言说：“老师，我都好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前线不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充满爱的心灵花园。大家有话就可以说，有压力就可以宣泄，整个团队形成一种包容、有力量、充满爱的氛围。
Q 团队是否还组织了其他文化建设活动呢？
王春灵：还有一些驻地的文化建设也是医疗队党支部着力塑造的。例如在我们的走廊打造了一面“落实情怀 践行誓言 抗疫有我”文化墙，贴满了队员们和患者一起的感人照片以及一些感恩留言等。我们希望营造一种中山文化氛围，让大家觉得在前线和在家的感觉是一样的。
04 三十二年护理路 努力做到极致
今年是王春灵在护理岗位上的第32年。在前线，她也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火线入党。在中山医院“长大”的她，对于今后的工作和年轻的护理人也有很多期待。
Q 走过这32年，是什么支持您坚持这份职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呢
王春灵：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我记得有很多次同学聚会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豪地说：“我一直在护理这条路上走了32年，比我在原生家庭的时间还长。”我一直做着同一份工作，也一直在学习，给自己一个又一个小目标，然后不断地去实现。至于为什么一件事做这么久，我觉得就是比较喜欢把一件事情努力做到极致吧。
20岁来到中山医院，我是在中山医院“长大”的。护理前辈们给了我很多指引。我记得在驻地的时候，朱畴文院长和团队每一个同志谈话，当时我就说到了“是医院的平台给到我很多学习的机会”，就像在这次抗疫过程中，医院的领导们和医疗队给了我很多鼓励。
Q 在支援武汉期间，您火线入党，是什么触动了您？
王春灵：身边的党员给我很多的鼓舞，让我切实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号召力和引领力。叶伶医生说：“不要叫我逆行者，我就是一名战士，而战士就是要上战场，作为党员必须冲锋在前。”在病人需要插管的时候，居旻杰医生就会挺身而出，抢着穿防护服，还说：“我穿得比你快，所以我进去”。老党员都是以身作则，从一些小事做起，而年轻的党员们，不少是“90后”，也真的是不怕风险，不畏艰辛。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给了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深感震撼，所以我也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申请，希望在实际工作中接受考验。
Q 100人的护理队伍中，60%是“90后”，您觉得他们表现怎样？
王春灵：“90后”们虽然年轻，但在这次工作中让我看到年轻一代的担当。所以我越发觉得，资深护士的工作经验固然宝贵，但年轻护士们的爆发力、思维力，还有他们的努力都太让我感动了。他们有很大的潜力，要多给他们施展的平台。
Q 有没有什么想对年轻的护理工作者以及还在校的护理学子说的呢？
王春灵：首先，既然选择了护理专业，就要对自己的专业有一份认同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选择，努力做到极致。其次，学好专业是为帮助更多的患者，同时自己也是受益者，因为自己的点滴进步和成长也会给身边的同事、学弟学妹，以及自己的孩子非常好的榜样作用。最后我还想说，在护理路上走了32年，做同一个专业，直到现在还在学习，一路走来觉得非常值得。
Q 现在回到上海了，国内疫情形势也好转了，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呢？
王春灵：我想做的事情很多呀！感觉一年的三分之一已经过掉了，今年的好多事情都要抓紧补上，比如我正在攻读学位，六月还要毕业的。我希望快点回到原来的工作和生活轨迹中，珍惜每一天平凡的美好，充满希望地迎接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