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雪洁

《中国社科报》2025年10月23日星期四 第A03版

从20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大重点任务之首，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优化消费环境”等一系列有关提振消费的内容被放到首位，再到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扩大商品消费的同时，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这些都在传递一个强烈信号，即要扩大内需，有必要重新思考投资和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传统经济学之所以视投资为“快变量”、消费为“慢变量”，是因为消费是无数个微观主体市场选择行为的叠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迂回性，而供给主导型经济体系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直接更迅速。相对而言，消费受到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心理预期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不仅变动较慢，而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较难立竿见影，但这只是形成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和消费的特征。当面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结构激荡、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引发的消费结构升级和预期调整时，需求和供给、消费和投资等一系列经济变量都可能面临重新定位。不能被需求吸纳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与之相关的投资自然是低效投资，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消化或是成为沉没成本。在这种情形下，投资就不再只是“快变量”。相应地，让消费这一“慢变量”快起来，才是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之举。

近年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兴起，让需求的表达更加直接，供需的匹配更加精准且低成本化，这使得消费的“慢变量”属性淡化。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消费需求的变化上，吃饱穿暖不再是居民消费的主要诉求，实物消费的品质化、服务消费的愉悦化和个性化已成为普遍消费趋势，更有“悦己型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成为年轻世代消费的新风尚。

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不是说增长不重要，而是说由消费来拉动的经济增长才可能一马当先，保持持久耐力。当前，我国处在消费需求升级的关键转折期，发展型消费将超越生存型消费，服务消费将超越产品消费。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6.1%，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2%，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3个百分点，服务消费蕴藏更大空间，多元化、差异性、品质型消费将成为消费的主流趋势。由消费释放内需潜力，引领产业升级，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提高投资效益，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好关系，才可能全方位扩大内需，使超大规模市场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持续绽放活力。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亚当·斯密也说，“消费是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从产品化到市场化，企业实现市场价值和创造利润的“惊险一跳”关键在消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为消费这一“慢变量”快起来创造了更大可能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孕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需要消费来“买单”，以进行大浪淘沙的市场竞争筛选。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试金石”，也是有效投资的“探照灯”。要让消费这一“慢变量”快起来，需要以提振消费牵引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比如，传统的衣食住行消费与现代技术和消费风向相结合后，智能居家、智能出行、社交化消费、个性化服务、精神文化消费等发展迅速，消费的品质化升级成为投资导向。

通俗地讲，人民群众的消费存在三个层次，即能消费、想消费和开心消费。决定消费力的根本性因素是收入，这使得提振消费的密钥首先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稳就业，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初次收入分配的比例，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加大金融改革，增加股息和租金等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例等，让人们的腰包再鼓一些。其次，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通过普遍性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供给，引导居民降低预防性储蓄，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有消费的底气。再次，消费是获得身心满足的一个过程，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企业必须紧密把握消费动向，创新产品和服务，营造新鲜的消费场景，让人民群众既想消费，又能以良好的消费体验开心消费。最后，在让消费“慢变量”快起来的过程中，以旧换新补贴、向特定群体发放消费券等短期消费刺激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包括增强消费维权的法治化水平等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者系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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