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全球价值链中贸易增加值核算、嵌入位置、节点网络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形成了一系列测度指标如国内增加值、上游度、网络中心度等，这些测度指标对于分析和理解一个国家、部门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全球价值链涉及的范围和结构十分复杂，不同国家、不同产业在资源要素禀赋和技术经济特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每种指标在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时既有各自在某一方面上的优势，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在具体的研究应用中不应盲目照搬使用，更不适宜笼统地将某一指标的上升或下降作为未来推进产业升级的方向。

例如当以贸易增加值占比为标准进行国家间的横向比较时，不同国家在出口产业构成上的差异会影响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评判，比如一些资源输出型国家往往具有较高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但这类产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往往相对较低，同时资源采掘业贸易利得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转化为跨国矿业资本巨头的利润而非东道国获益。即使是对单一产业进行比较，单纯从国内增加值占比的高低也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比如对于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来说，较高的国内附加值率很可能意味着价值链参与水平较低，而过低则可能意味着存在低端锁定。再如上游度是反映某一产业更靠近上游生产端或靠近下游消费端位置的测度指标，某国或某部门的上游度高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在全球价值链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或主导权。同时上游度方法本身也存在着“悖论”，离最终需求端较远的部门，也往往距离生产端的初始投入很远，且世界平均的上游度和下游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呈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些都影响了上游度指标对分工地位高低的代表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以人民为中心”摆在了未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劳动分工地位的提升是推进中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并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所在，那么应如何客观测算和评估中国劳动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与劳动要素的分工地位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从劳动要素视角进行相关测算工具与指标的开发十分迫切。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基础之上，加入要素分配视角，通过开发国内劳动要素报酬份额和劳动嵌入深度两个指标来进行度量，作为对以往分工地位指标的一种补充。

上述指标的优势不仅在于其聚焦于劳动要素这一产业升级的关键主体，同时劳动要素也是一种流动性比较低的生产要素，不同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资本要素，劳动收益与本国的贸易利得关联更为直接。劳动报酬份额也与本国的知识、技能和熟练程度直接相关，横向和纵向比较时更容易反映出分工地位的高低。此外，价值链分工与全球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持续下降，以及不断加剧的“高投资、低消费”扭曲结构，也是近年来引起国际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上述指标对于回应国际上的重要关切，认识价值链分工与要素报酬分配结构变迁的规律具有参考意义。

刘维林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期的论文《劳动要素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迁——基于报酬份额与嵌入深度的考察》，基于上下游视角构建了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和劳动嵌入深度的测算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2000—2014年国际间投入产出表，从国际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双边贸易层面进行了横向和纵向对比，为评判中国劳动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所获得的收益和分工地位演变提供了量化依据。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考察期间出口中的劳动报酬份额出现了全球性的下降，而中国则以金融危机为拐点走出了一条先下降后上升的独特U型轨迹。在金融危机前由于不对称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国外增加值通过中间品进口挤占了国内收益，同时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和外资“谈判力量”的强化又形成资本收益对劳动收益的挤占。全球价值链分工很可能加剧了外资对中国工资的“侵蚀”效应。金融危机后，在中央一系列旨在促进劳动收入水平提升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国产替代的大幅推进下，中国的国内劳动报酬份额迅速回升，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嵌入全球价值链容易出现的“低端锁定”陷阱。

第二，在双边层面和部门层面国内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更大的差异，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扩张会导致直接劳动要素报酬比重的下降，同时进口的高附加值中间品也会形成对国内中间品的挤占，从而影响国内间接劳动报酬的比重，当这两种效应出现共振时，会造成劳动要素的分工地位发生大幅度的下降。通过对电子与光学设备制造业的进一步剖析，反映出中国在这一领域所形成的国际合作网络日趋广泛和复杂，“微笑曲线”式的分布格局已逐渐被打破，正在开启向中高端迈进的步伐。

第三，从劳动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影响力的程度来看，处于第一梯队的主要为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其资本嵌入深度和劳动嵌入深度大多位居世界前列且呈稳步上升态势，反映了其价值链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在电子和光学设备领域体现出的绝对领先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具有了实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断供威胁”或“长臂管辖”的条件。中国总体上处于第二梯队，劳动嵌入深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相对低端进入到中端行列，但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论文的研究对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和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首先，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根本在于知识、信息、能力等根植于本国的“人”投入要素的升级，而非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物”的投入要素的升级，而如果本末倒置地将价值链嵌入的重点过度放在后者，必然会形成单向依赖和低端锁定的局面，中国入世初期以及现在的印度和墨西哥就是这种模式的代表。而摆脱这种格局的关键在于将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劳动投入身上，推动发展方式由“物的投入”向“人的投入”转型，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和创新活力。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正处于产业创新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将广大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作为创新驱动战略的根基，厚植技能提升土壤，促进劳动者更新技能、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使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动力实现由“劳动力红利”到“工程师红利”再到“科学家红利”的三阶段跃升。在当前阶段应重点推动高等教育蓄积“工程师红利”，面向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知识体系和培养方案的重新定位与设计，同时鼓励企业充分挖掘和释放“工程师红利”，从低成本竞争的赛道转换到创新专精特新的赛道上来，争当单项冠军、隐形冠军。

第三，在制度上打破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升级的抑制作用，深化对科研院所的“放权松绑”，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对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激励机制，释放科技成果向先进生产力转化的潜力，打造多元融合的创新载体，构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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