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在宁研讨“新发展格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中国经济如何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常态

南京日报2021年03月17日

链接：http://njrb.njdaily.cn/h5/html5/2021-03/17/content_61_20420.htm

3月13日，“中国经济2021新年论坛暨首届重大课题首席专家论坛”在南京大学举行。论坛由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北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来自全国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围绕“新发展格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这一主题展开研讨，为国家“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基于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终结的过程，需要在创新驱动基础上培育核心技术的竞争性优势。 

洪银兴（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民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再生产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新时代，面对全球化的新变局，以外循环为主体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外向度高的地区转向以国内循环为主体，二是产业链循环由外转内。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内需需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供给侧发力要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其基本路径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涉及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的战略性变化。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也是基于资源禀赋的劳动和资源的比较优势终结的过程，需要在创新驱动基础上培育核心技术的竞争性优势，这就要求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开放模式转向内需型开放模式，着力点在于发展以创新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 

内需成为实现新一轮全球化战略工具资源和手段 

●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实现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工具、资源和手段，而实施主场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需或全国统一市场。 

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也是双循环形态，不过这种双循环对中国来说是客场全球化，其特征是两头在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而现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允许继续实施这一战略，全球而言很难容下中国这一超级能力提供者，国内而言赶超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主场全球化使内需成为实现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工具、资源和手段，而实施主场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前提，是假设国内形成了强大的内需或全国统一市场。主场全球化下，中国市场就是全球市场，中国既是世界供给中心又是需求或市场中心，中国企业将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要首先培育出市场驱动型GVC的“链主”，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引导下，大力发展自主创新经济，最终实现“技术或供给驱动型的GVC链主”。 

区域发展须破除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矛盾 

●坚持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路径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政策，已经为制定以绿色筑底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范例。 

陈诗一（安徽大学党委副书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经济放缓以及贸易争端频发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突出重围实现经济正增长，彰显了抵御内外部复杂环境与风险的能力。其中，区域发展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持续向好的态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譬如，现阶段实施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促使西部地区经济实力稳步提升。当前，“十四五”规划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那么，以助推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政策会导致环境恶化还是环境质量改善？ 

我们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够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效弥合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数量差距；然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却增加了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拉大了经济发展质量鸿沟，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容易引发地区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的矛盾，无法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模式，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相矛盾。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发展阶段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因此，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从区域发展政策的角度解读，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就必须要坚持均衡发展与绿色发展相统一，避免传统上只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所导致的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矛盾。但是目前来看，局限于普遍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相配套远远不够，未来西部大开发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政策的谋篇布局和设计优化，必须自嵌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基本模块，才能更好地绘制航线以免走弯路，从而径直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以说，坚持探索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路径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政策，已经为制定以绿色筑底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范例。 

共生共荣推动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实现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构建共生共荣关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范从来（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这里的实体经济概念，即将国民经济减去金融业和房地产作为实体经济。人们之所以把房地产和金融业归在一起，没有算作实体经济，主要是因为当今房地产表现出强烈的金融投资属性。因此，《建议》中提出的“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金融同实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如何才能实现金融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在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构建共生共荣关系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则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二者就像生物学中的种群，是一个共生体，两者之间的均衡发展就是要互利发展，共生共荣。在共生关系中，共生单元的利益分割决定着共生模式，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能不能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关键在于二者如何分割共生利益。中国目前面临金融盈利高、实体经济盈利低的严峻现实，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结构急需调整。金融应通过适度降低利润分享份额，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了，金融业的利益诉求才能有效实现。可以通过两个思路调整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分享关系：一是降低金融服务的价格，二是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通过竞争抑制垄断溢价。 

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 

●如何矫正地方政府之间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 

沈坤荣（南京大学经济增长研究院院长）：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相当长时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将明显增强，迫切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此，需要继续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向更深层次的改革要效率，向更高水平的开放要活力，向更优载体的建设要潜力，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动能，走出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仅就中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为视角来分析。例如，从经济增长路径来看，中国经济要走大国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所客观决定的。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政府驱动的，离开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便无法透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为市场互补功能，总体而言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比如，地方政府为吸引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展开税收竞争，虽然短期内牺牲了税率，但是长期却扩大了税基，带来了中国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长期高速增长。 

但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迈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却愈演愈烈，合理的约束机制被不断突破。一些领域市场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所取代。比如在环境治理方面，由于不同地区无法在环境治理上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了污染的空间转移，不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 

因此，如何矫正地方政府之间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 

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杜传忠（南开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要素生产率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总体效率，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必须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作用，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正在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新一代人工智能促进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功能倍加和智能替代，促进要素生产率提升。第二，是通过智能自动化的推广应用提升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及扩散提升要素生产率。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性目的技术，其发挥作用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包括通过完善的新型基础设施促进广泛的商业应用；通过加强互补式创新，建立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需要加大互补式投资，重构企业生产流程等。为此，必须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智能产业生态系统，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强化制度、规则和标准创新与重建，为人工智能促进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良好的环境。 

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需要新型政策体系 

●寻求通过高效的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持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重大抉择。 

石军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寻求通过高效的自主创新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持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重大抉择。然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不同于一般技术进步，它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体系性强、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与长期的持续跟踪分析。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政策体系，应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转换：第一，从产业链视角出发，构建面向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新政策体系。当前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主要面向某一特定行业，如何转换发展思路与基本逻辑，形成新的有利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体系，是首先需要研究的基础性理论问题。 

第二，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协调机制研究。主要包括对产业链视角下的政策组合机制、跨区域政策协调机制、跨领域政策协调机制等方面，以便根据不同的行业特征，精准施策，面向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基础性问题，突破传统的宏观政策实施思路，构建长期有效的跨部门政策协调和整合机制，促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所需要政策的深度融合，形成良好政策成效。这是必须系统研究的重点问题。 

第三，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政策动态优化机制研究。主要是如何协调政府主导与市场两种主导机制，既发挥好政府新型举国体系“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又能逐渐加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竞争与专业化分工机制的作用，在更大范围促进中国制造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路径多样性和政策工具的体系性，从短期、中期、长期视角，构建一个能够自我整合、持续演化的制造业产业链生态系统提供强有力的多样性政策体系支持。 

在发展主线上拓展需求

●走向“十四五”，必须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创造有效供给的同时拓展需求，以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叶初升（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发展，当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已经跨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在这个复杂变幻的时代背景下，走向“十四五”，必须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在创造有效供给的同时拓展需求，以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第一，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要素市场深入推进。一方面，矫正扭曲，促进资源流动配置，以实现供给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改善收入分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需求。 

第二，激励市场拓展型创新。一方面增加高端产品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以吸纳低收入阶层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扩大内需。 

第三，投资新基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老基建。一方面，为供给结构升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启动农民安居工程、推动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市化建设，扩大新的需求。 

第四，把建构国内大循环与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结合起来，使西部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枢纽。一方面，增链、补链、强链，增强供给侧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另一方面，在发展西部城市群、缓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激活潜在的内需。 

第五，发展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企业内培训，一方面，为产业升级培育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激活并满足居民对教育等发展型需求，促进需求结构升级。 

最后，特别强调，“十四五”期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真正在“改革”二字上下功夫，让市场激发主体潜能，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水区的改革，应该有深水区的胆识、智慧和力量。在“十四五”时期的实践中，要像抓脱贫攻坚那样，扎实推进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南报融媒体记者 宋广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