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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报:展望“十四五”聚焦经济发展重大问题

发稿时间:2020-12-23文章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编者按:“十四五”时期是中国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开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前景不确定性明显加大,困难挑战日益增多,如何更清晰地认识“十四五”时期国际国内发展形势和经济格局,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突破和有效应对,这些都是急需探讨的重大议题。近日,由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管理世界》经济研究院、南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天津市城市经济学会协办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多所著名高校的50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等媒体代表线上线下共同参会,围绕“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本报特摘要刊登王一鸣、吴晓求、毕吉耀、侯永志、刘秉镰、李兰冰、张贵、周密等8位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研究员:
大变局中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格局是应对大变局的战略   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到识变、应变和主动求变。识变的重点是考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影响,有三条基本的主线。第一条基本主线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轮新科技革命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核心技术来推动的。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美国推进技术脱钩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种技术脱钩会极大地增加我们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和风险,甚至也可能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全球技术前沿的差距。第二条线是全球化的退潮所引发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性调整。随着产业链板块化、区域化、近岸化的特征日趋明显,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治理体系也会发生新的调整,其中最核心的是WTO改革。在WTO改革中,我们也面临西方提出的产业补贴、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网络安全、市场开放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挑战。第三条线是美国对我们的战略遏制正在成为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从经贸摩擦,到科技脱钩,到金融施压,再到其他领域频频发难,包括香港、新疆、台湾、南海等地区冲突,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十四五”外部环境最大的特征,所以在这样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去谋求发展,一定要有新的战略性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在这种变化和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这是应对百年变局、开拓发展新局的主动调整,也是重塑国际合作和战略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在经济分析里考虑安全的因素,是我们当前变革下,特别是制订“十四五”规划当中不得不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应变是从加快建设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战略调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改革改变经济效率和质量,更好地去推动内外循环的互动。双循环的核心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重点要从技术卡脖子问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流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没有完全打通等方面畅通循环节点。
  未来主动求变的策略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巨大内需,增强对全球的要素吸纳能力,增加国际竞争的主动性;第二,进行高强度科技创新,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创新体系战略性重构;第三,利用产业体系的完备性,继续提升供应链的控制力;第四,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科技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以及建设高水平的开放体制,畅通国际和国内的循环从而提升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教授:
金融结构性改革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

  当前世界与经济的环境秩序、规则、理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一系列的理念都被慢慢改变;民粹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正在抬头。但这个趋势是短暂的,因为这些都不符合人类发展向文明化前进的规则。
  中国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以避免一些新兴国家过去所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
  首先,要推动市场化改革,以及进一步扩大开放,这实际上是重大战略转型能够成功的重要保障。自然经济模式不可能让国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计划经济不可能、闭关锁国更不可能,只有继续沿着过去四十年来所确立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是改革开放,才可以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大规模扩展中等收入群体,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第二,确保制度设计和战略转型相匹配,制度设计的核心应按照市场经济改革的规律来设定。意见和决定颁布以后,还必须在制度、政策、规则的设计上相统一,从理论贯彻到实践,才能构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制度。对于政府来说,要时刻提醒自己让市场发挥更多作用,才能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要高度重视人才和科技创新,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任务。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与发达国家相匹配的人才结构,是跨越不过去的。人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才也不会在封闭环境下、在思想束缚中成为人才的,必须在竞争中培养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的人才。大学作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一定要教导学生不要畏惧,要有担当的精神,要有前行的意识,要有创新的能力。
  第四,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传统金融完成不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转化,只有新的金融业态才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产业的升级换代、科技进步到产业革命的转型。金融改革的重点首先在于功能结构转型,金融除了传统的融资功能,还应具有分散风险的功能以及激励功能。其次,推动资产结构改革,中国的资产结构比较单一,要不断提升证券化的资产比重规模,量变产生质变,只有规模扩大才会进入功能转型。除此之外,还要使业态结构和风险结构产生变化。
  金融结构的核心改革怎么推行,也是“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我国可以通过三种力量去推动中国金融结构性的转型,包括脱媒的力量,基于技术创新的对于金融业态重构的力量以及基于开放的国际化力量。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研究员: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举措,深刻认识新发展格局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处于持续低迷状态,国际市场在萎缩,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是应对当前发展阶段、条件、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的重要战略部署。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的发展进入高水平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将全面决胜小康社会,明年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应该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决策,培育新的优势,更多立足于国内自主创新和国内市场。
  其次要准确把握双循环的基本内涵,重点认识四个方面: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将城市投资潜力发展为不竭的动力;结构性改革不动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我国工业化基本上还是中端为主,高端比较少,工业体系大而不强,强而不优。下一步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循环,更需要提高效率,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消费者选择;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要坚持改革开放,也要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要把发展更多立足于国内的资源,国内的市场,国内的技术;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特别是高端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通过关键零部件、机器设备等外部引进很难,受政治安全因素影响很大。
  为了更好的实现双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发展:一是坚定不移地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要调整国家、集体、居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群众有钱消费,有底气消费;二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市场需求,找到合适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三是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结合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提升供给质量;四是在扩大开放中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扩大自主开放,提升外资利用效率;五是善用改革方法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痛点和堵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科技创新的有效路径

  思考中长期发展的大背景、大前提、大逻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个需要被认识和思考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大逻辑是“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们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这个进程既处于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又会深刻有力影响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方向、进程、力度。还有一个大逻辑,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行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要有大的视野,就必须遵循大逻辑,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习总书记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除了处理好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要有科技创新,这样才能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掌握创新主导权、发展主动权。(二)推动科技创新必须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本特征。主要特征包括高度知识密集、资本密集;高度依赖于知识的日积月累;适用于大规模应用场景;替代脑力劳动者;极具颠覆性。(三)推动科技创新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科技创新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包括以下六点:庞大的人才队伍与新技术革命;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产业变革;中产阶层的扩大与超大型国内市场;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与超大型国内市场的结合;超大型国内市场与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利用;国力增强对国际交往规则重塑的影响。面对的挑战包括距离技术前沿越来越近,技术进步将越来越不易以及中美关系演进的巨大不确定性。(四)科技创新是宏大的社会工程。要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一些关键问题,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要优化科技资源配置,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要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要加强科技合作和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因此,坚持需求导向,就是围绕卡脖子技术环节推动科技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除此之外,政策精准化也是科技创新的基本要求,发挥好政府作用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研发机构和政府部门需要主导创新。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刘秉镰教授: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经济发展沿着三条主线推进——国家目标是区域战略导向的重要选择依据;对外开放是区域增长极培育的关键动力源;体制是央地关系与地地关系的制度根源。而区域经济发展正是国家经济发展与区域要素禀赋的空间配置、组织及协调相互交织演化的结果。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始终带着深深的国家经济进程烙印,充分证明了国家目标、对外开放与体制改革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深刻影响。展望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不能脱离国家经济背景,应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要求、新问题着手,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地识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难点,只有这样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
  区域经济应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也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本源和根本动力是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国家愿景是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与目标,因而成为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方向的关键支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愿景,赋予区域经济发展如下使命: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与增长模式、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产业体系、由区域分化向区域均衡的转变、缩小城乡差距、区域生产生活高度生态文明。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十四五”时期面临双重选择困境,既包括以全球性经济危机困境、修昔底德困境、新冠疫情困境为主的对外三难选择困境;也包括以凯恩斯魔咒、经济社会增长魔咒、斯密魔咒为主的对内三难选择魔咒。在这种背景下传统发展模式发展难以持续,未来中国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发展。
  这些困境造成了当前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传统增长方式失灵,以要素驱动和外需驱动为特征的传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三驾马车集体乏力,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下行特征显著;二是失衡和非持续问题,收入分配、地区间结构、城乡关系以及产业部门间关系失衡,引致经济增长潜力与经济增长质量受限;三是国土开发与空间约束,关键在于资源配置效率能否优化;四是市场分割与政府治理难题,包括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地区间行政分化、市场分割的格局,阻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并降低了要素利用效率等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十四五”期间区域发展需要从六大方向着手推进,包括:一是创新驱动与区域发展新动能的培育。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形成跨区域的创新要素链,创新合作网;强化产业供给,加强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协同发展;建立优化制度,要把市场化机制和创新要素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创新的技术供给。二是重点地区的发展和增长极的培育。要保证我们透过增长极来快速的消除、尽早的消除东中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这些问题。因此新的发展模式必须要在原有的基础上,用更大的尺度的来发展建设重点地区。三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布局调整。发展不能靠虚体经济,不能光靠金融,不能光靠房地产,还要发展实体经济,解决产业结构的优化布局。四是区域均衡与区域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十四五”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该完善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深化改革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加速推进区域共同市场和市场一体化建设;另外优化主体功能区开始优化空间关系。五是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是优化国土的利用和开发,有序合理构建城市供货体系;精准脱贫;美丽乡村建设;城镇化一定要解决人口城镇化。六是构建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建立东西互济全面开放的区域新格局,也是未来中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空间支撑。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兰冰教授:
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考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阶段,恰逢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央为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作为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而承担起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主要表现在以“城镇化红利”接续“人口红利”、增强内需驱动经济增长能力、实现城乡深度融合、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方面。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城镇化发展的提质要求更加显著、三生融合导向更加明确、城乡融合主线更清晰、“新基建”支撑作用更突出等。
  鉴于我国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的事实,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地精准把握城市特征、城镇化阶段及工业化发展阶段等特性,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为核心,以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共同繁荣为目标,加快机制体制创新探索,夯实产业体系、城市治理、空间格局多元支撑,提高要素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城市综合承载与资源配置优化能力,努力探索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天津市正处于结构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寻找新动能。新型城镇化发展既有利于为天津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也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是实现天津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共赢的有效举措。具体来看:一是充分利用国际大港、成熟大都市、公共服务能力强和先进制造业发达等优势,以国际大都市区为标杆,同北京联手打造高层次、国际化的世界级都市区。二是实施因地制宜的城镇化分类推进模式,中心城区瞄准国际化大都市功能建设,滨海新区推进产城融合和滨海城市发展,外围城区致力于实现城乡深度融合。三是探索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农业协同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构建以城带乡、融合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四是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及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改善公共服务与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打造高质量的资源配置环境,提升创新驱动能力,优化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五是构建安全智能高效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完善城市功能,统筹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健全灾害预警及应急救援机制,增强城市应急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和智能化治理水平。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贵:
加快引育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创新驱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引领决定着我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应多策并举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一是按照“四度”思路,集聚高端科技资源与创新要素。创新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时空并呈现规律性活动。一方面,需要迅速集聚与吸引国内外一流的人才、资本、技术、知识及信息等资源与要素,要强调这些资源和要素的“浓度”,在相对空间的数量多少决定着创新溢出,而且要提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多元主体和平台的“高度”,也就是资源和要素的质量决定着创新成果水平;另一方面,要促进资源和要素有效组合融合,不断激活各类创新主体的“活跃度”和利益相关者“响应度”,促进要素与资源的聚变及裂变,加速创新空间与物质空间的融合,以此来培植新动能成长壮大的“生态”,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内生驱动力。
  二是推动一批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升级,推动形成组织共治、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创新集群发展模式。一方面要采取“育小引大”的策略,培育本地高成长性企业,引进平台型和领军型企业,提振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整合能力,逐步形成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按照链式发展思路,通过“缺位补链、短链拉长”等措施,整合和完善智能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主导产业链条,组织形成多层次、多领域、多范畴的彼此链接的创新链条,提升我市产业基础和现代化产业链水平。
  三是创新产业链全领域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与服务能力,打造产业创新的生态“沃土”。一方面,以“互联网+”为纽带加速推动金融与科技创新融合,构建金融服务科技创新活动的新型生态服务体系,改进金融生态环境、增强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和优化金融生态结构;另一方面,鼓励各类科技服务机构为科技产业提供孵化器、知识产权、技术评价、资产评估、法律咨询、财务策划等专业服务,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服务生态。
  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形成完善的政策链,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城市。一方面,要从组织保障、产权界限、立法执法等方面,加强对高端高新产业知识产权治理,完善智能高端高新产业容错机制,为创新、试错者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制定和实施由科技政策、税收政策、经济政策、金融政策、教育政策等各种能够促进创新活动的公共政策组合而成的政策集合,致力于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有效互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氛围。


南开大学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密教授:
“十四五”时期全球经贸格局与中国产业链重塑

  “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动能、产业变革方向、国际贸易规则、非传统安全挑战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全球经贸格局将产生新变局。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各国采取保护产业政策导致的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分散化的趋势加剧,对既有的国际经贸格局带来冲击。这种新变化体现在:以医疗、能源为代表的关键领域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明显加快;自主可控供应链的需求日益迫切,区域分工将加速替代全球分工;全球利益格局将进一步强化经济主导权之争等方面。在这种系列影响下,我国的产业链将面临新的风险。进口方面,以计算机、电子等设备制造业为主,受产业链上游欧美日韩等主要国家影响最大,阻碍国内产业链的正常循环。出口方面,受出口国消费景气度等因素影响,出口链条上产业均受到负面冲击。我国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的以中间产品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将面临重构风险。
 适应未来新的形势,加速产业链重构的对策包括如下五个方面: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发展的新格局为主线。适应不断变化和多元化的需求特点,加快产业链与需求端的匹配。维护国内产业链及供应链安全,构建多源供应能力,对欧美国家高端制造供应不足可能出现的断链进行补位。二是加快形成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自主可控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快形成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对“卡脖子”技术的合作研发,逐步降低对核心技术及设备的进口依赖;另一方面,打好产业链提升工程攻坚战,在重点领域形成自主可控能力,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产业生态多元化、产业体系合理化,提升我国产业的全球市场竞争力,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三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产业链发展新方向。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将向物联网、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等方向和信息应用服务方向继续发展;在生物医药方面重点部署疾病预防与诊断,生物制造方向则重点关注生物反应器等技术;新材料产业更关注高端生物医用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急需的超精密加工装备方向等等。四是防风险、补短板,持续筑牢中国产业链基石。短期内仍然以防风险、提高修复能力为主,提升供应链产业链的组织管理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适当增加中间品库存储备,强化备份与替补能力。中长期发展核心在于补足短板,继续加强突破产业链核心阻碍环节,对于急需的进口中间品,可考虑将国外停产企业引入国内生产,加大全产业链招商引资。五是加强技术预测和产业选择,以市场需求为牵引,以开放的格局聚焦新场景、新应用,超前谋划和布局未来产业,构建高水平的产业平台体系,聚集更多的高端产业要素,加速形成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